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国务院在报告中使用这些名称。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语言传统以及保护西藏人民基本人权的情况，继续令人关注。
尊重人格
中国政府在中国藏族地区的人权记录仍然很差，尽管继续有一些积极的动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的代表再次访问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对新闻记者和外国官员前往西藏的限制。政府控制所有藏族地区的信息，并且严格控制外人前往西藏自治区，因此很难准确断定那里践踏人权的程度。当局继续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对和平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藏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处以死刑、施行酷刑、任意逮捕、不经公开审判而羁押和长期监禁。1989年以来，至少有41名藏族政治囚犯因在押期间受到极度虐待而死亡；其中至少20名囚犯曾被监禁在拉萨西藏自治区监狱(又称扎布奇监狱)。 尽管对西藏普通教徒的压制与前些年相比有所减轻，但总体而言，对西藏宗教自由的压制依然严重。一般来说，西藏自治区以外藏族地区受到的限制要少一些。被指控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士在这一年当中不断受到骚扰。据报告，一些被控从事政治活动的尼姑和僧侣遭到监禁和虐待。在敏感的纪念日和节日期间，有些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保安措施，有些活动，包括庆祝某些宗教节日的活动，因被视为表达不同政见的手段而遭到压制。有报告说，在一些藏族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
1月26日，藏人洛让邓珠(Lobsang Dondrup)因被指控参与2002年在四川省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而遭到处决。受到同样指控的佛师丹增德勒(Tenzin Deleg)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他们两人的审判被以"国家机密"为由不予公开，他们也未能享有正当司法程序，包括没有得到充分的律师代表。洛让邓珠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他的上诉的当天就被处以死刑，而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像对外国官员所承诺的那样复审此案，这些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3月份，有报告说，两名藏人因向外国人提供导致洛让邓珠和丹增德勒被判死刑的四川省2002年爆炸案的调查情况而被捕。据报告，与丹增德勒一起被捕的四个人于4月获释。据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另有二人，次仁邓珠(Tsering Dondrub)和扎西彭措(Tashi Phuntsog)7月获释，但有关官员否认曾经放人。年底时，他们仍然下落不明。
1月，僧侣格桑顿珠(Kalsang Dondrub)和阿旺顿珠(Ngawang Dondrub)因进行非暴力政治活动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在青海省被判刑。
据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Tibet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报告，4月11日，甘肃省甘南州扎西奇拉卜楞寺(Labrang Tashikyil Monastery)的两名僧侣贡觉曲培(Kunchok Choephel Labrang)和晋美江珠(Jigme Jamtruk)因持有刊载达赖喇嘛讲话的小册子而被捕。据报告，晋美江珠在被扣押13天后交保释放；截至年底，贡觉曲培仍然下落不明。6月27日，拉萨政协委员益西嘉措(Yeshi Gyatso)和西藏大学学生达瓦扎西(Dawa Tashi)被以"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违反宪法"的指控逮捕。政府官员说，达瓦扎西"作了坦白交代"，因而获释。益西嘉措被判处6年徒刑，但11月在恶劣的健康状况下获释。
8月，政府宣布，1980年代因参加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一个藏独组织而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监狱的两名僧侣强培祥确(Jamphel Jangchub)和阿旺韦泽(Ngawang Oezer)分别获三年和两年减刑。
8月29日，五名僧侣和一位未知姓名的平民画师因被指控从事分离主义活动而分别被判处1至12年徒刑，他们的"分离"活动包括画藏旗、拥有达赖喇嘛的肖像和散发呼吁西藏独立的材料。这五名僧侣都来自四川省阿坝州康玛寺(Khangmar Monastery)，他们是索巴(Zoepa)、措平(Tsogphel)、夏饶达杰(夏达)Sherab Dargye(Sherdar)、韦泽(Oezer)和明秋(Migyur)。
10月2日，尼措寺(Nyatso)僧侣尼玛扎巴(Nyima Dragpa)在被押期间去世，据说是遭毒打受伤而死。
年底时仍有很多政治犯在押，包括因政治罪服长期徒刑的藏族尼姑平措尼珠(Phuntsog Nyidrol)、因领导抗议活动于1999年被捕的四川省甘孜县佛师索南彭措(Sonam Phuntsog)、 在2002年被判"从事间谍活动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拉萨孤儿院主办人晋美丹增(Jigme Tenzin)和尼玛曲忠(Nyima Choedron)、以及2002年10月在四川省甘孜市被关押的与海外佛教徒赞助的达赖喇嘛长寿仪式有关的大约10人。另有两名尼姑强久卓玛(Jangchub Drolma)和确珠卓玛(Chogdrub Drolma)年底时仍去向不明。先前，曾有消息证实她们被监禁在扎布奇监狱。
因透露挑选斑禅喇嘛消息被监禁6年半之久的恰扎活佛(Chadrel Rinpoche)于2002年1月被释放。据报告，他仍被软禁在拉萨附近。
由于没有单独同囚犯接触或探访监狱的机会，因此难以确定藏族政治犯的确切人数和评估他们遭受虐待的广度和程度。据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估计，大约有150名藏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其中75%是僧侣和尼姑。大约有60名政治犯是由于现已被废止的反革命罪而在拉萨西藏自治区监狱服刑。西藏信息网的分析表明，大多数藏族政治犯被囚禁在拉萨和川西地区的监狱里。虽然西藏自治区内的政治囚犯人数在1996年的最高峰以后有所下降，但从1999年以来，四川省某些地区，特别是在甘孜自治州，政治囚犯人数上增。
有可信的报告说，囚犯继续受到虐待。例如，据报告，5月从尼泊尔遣返回中国的藏人遭到酷刑，包括电击、挨冻和毒打，并被强制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家属也被要挟要为亲人获释而行贿。囚犯定期参加"政治调查"会，如被认为对国家不忠，就会受到惩处。西藏自治区监狱中不悔过的政治犯被关入"禁闭间"半年至一年，为的是"使他们低头"。
与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被拘押或监禁的藏人享有的法律保障既不健全，也没有得到充份落实。多数法官只有极少或完全没有法律专业背景。当局正在通过提供更多的法律教育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称，自2001年西藏第一所法律服务中心开办以来，已有149起案件──包括101起刑事案──的涉案人，从该中心得到法律帮助。但是，对多数被指控犯政治罪的被告，审判草率，而且，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则审判不予公开。按照中国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和"分裂国家"这样的罪行每条罪状最长可判15年徒刑，总刑期最长不超过20年。这类案件主要涉及被认为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即使是非暴力的，也可被定为非法，并且被判重刑。
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藏人，如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比汉人生育更多的子女。城市藏族居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一般可生两胎。政策鼓励农村地区的藏人限生三胎，但并不作硬性规定。上述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政府对外国人前往西藏自治区实施管理，要求旅行者必须购买政府指定的旅行社旅所安排的旅行路线才可入藏，而进入自治区内的某些地区还需事先获得许可。官方访问受到严密监视，代表团成员极少有机会在未经地方当局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与当地人会晤。外国人和外国非政府组织人员的旅行受到严密监视，不过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说，对他们的旅行限制比前些年有所减少。
一些藏人仍然报告说，他们难以得到护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在敏感的纪念日和活动期间，政府对藏人的行动也实行限制，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有报告说，从尼泊尔返回西藏的人，特别是僧侣，受到任意拘押。拘押时间一般长达数月，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提出正式指控。
5月31日，中国政府成功地迫使尼泊尔政府将包括几名少年在内的18名藏人遣返中国，这些藏人显然是希望通过尼泊尔前往印度。与正规做法相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驻加德满都办事处此次未被允许会见这些藏人。这18名藏人被强迫上了汽车，送回中国境内。他们返回中国后，先被拘押在一个边防站，后又被关押在日喀则的一所监狱里。据非政府组织报告，其中多达七人至少被关押到11月。据报告，他们在押期间遭受酷刑，其中僧侣遭到比其他人更多的毒打。多数人还受到行贿要挟。中国官员说，有14人在被遣返中国后不久即获得释放。有关官员说，有二人留在边防站接受治疗，另有二人涉嫌有犯罪行为被拘押了一段时间，但没有对任何人提出刑事起诉，官员并且说，到年底时，所有人已全部释放。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年底时，约有400至500名在边境交界处被捕的藏人被拘押在设于日喀则的"西藏新收容所"监狱。
据报告，在一些监狱、拘留所、劳教所和使用囚犯的工地有强迫劳动现象。按照中国法律，可要求犯人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没有得到执行。在很多场所，囚犯若完成或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可以得到一些报酬或获得减刑。有报告说，在拉萨西藏自治区监狱，男囚犯在菜地或工厂劳动。女囚犯打扫厕所，也参加缝纫、清洁、纺织和分拣用来编织地毯和羊毛衫的羊毛。
宗教自由
在西藏自治区，对宗教的总体压制程度仍然严重，尽管对普通信徒的压制比前几年有所放松。政府继续对很多寺院和僧尼实行严格控制。尽管当局允许在西藏进行某些传统的宗教活动和以公开的方式表达信仰，但对被他们认为是表达不同政见的活动实行立即和强力的压制，例如，被视作宣扬西藏独立或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中国政府称其为"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在西藏自治区和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区，每当达赖喇嘛的生日或敏感的纪念日和节庆时期，都加强保安措施。在西藏以外很多地区，藏传佛教徒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受到较少的限制。
西藏以外藏族地区的大多数寺院住持和僧侣报告说，比起西藏自治区的僧徒来，他们无论在宗教敬拜、宗教培训、还是在管理寺院事务方面都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各种限制仍然存在。有报告说，有些在国外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有过接触的僧侣，被阻止返回原先所在的寺院。
在2002年及在本报告年度，中国政府都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西藏和中国的其他地区。2002年9月，分别担任达赖喇嘛驻美国和欧洲的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克桑加赞(Kelsang Gyaltsen)前往北京、拉萨和其他城市访问，并会见了一些政府官员。这是自1993年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的首次正式接触。2003年6月，他们再度前往中国会见了中国官员，并访问了上海、北京和云南省的藏族地区。此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于2002年7月前去访问，这是他1959年离开西藏后首度返回家乡。中国政府声言，对话和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条件是达赖喇嘛公开宣布西藏地区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月，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期间，政府又恢复了老一套做法，严厉指责它所认为的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及其对流亡政府的领导作用。
政府官员表示，拥有或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不属于非法，但是主要寺院并没有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人们无法在西藏自治区公开买到达赖喇嘛的肖像。过去，曾有人因拥有达赖喇嘛的肖像而被捕；因此，西藏的藏人在展示达赖喇嘛肖像方面极其谨慎。外交观察人士在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看到过很多公开展示的藏族宗教人物的肖像，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肖像。但是，8月间，发生了一起身份不明人士将受禁的藏族独立旗帜悬挂在广播发射塔上的事件，此后数月，在四川省两个县的城区，民间展示的达赖喇嘛肖像遭到没收。
自1990年代初以来，平均每年有2500名藏人为逃脱西藏的境况而进入尼泊尔寻求避难。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报告，本年度前往该公署驻尼泊尔办事处登记的藏人有2248名，其中1815人的情况被确定为"令人关注"，并得到了基本援助；其余433人前往印度，因而不由难民公署登记或办理手续。9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局官员对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说，每年有1000名西藏居民获得护照，每年出国的居民达2000至3000人次。但是，有些藏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藏人，继续报告很难申请到护照。一方面由于申请护照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很多藏族中国公民难以获得印度的入境签证，所以藏人为宗教目的前往印度相当困难。但有很多藏人，包括僧尼在内，经第三国前往印度，并在短暂停留后返回中国。返回西藏的流亡者不得不避免谈及敏感的政治问题。
中国官员称西藏自治区有46380名佛教僧尼和1787座寺院、庙宇和宗教场所。政府官员自1996年以来几乎一直使用同样的数字，然而，由于90年代中期的"爱国教育" 运动以及很多僧尼因拒不谴责达赖喇嘛或被认为"政治不合格"而被逐出寺庙，很多地方的僧尼人数实际上比过去减少。这些数字仅包括僧尼人数受到严格控制的西藏自治区；据有根据的估计，有15万以上的僧尼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
政府继续监督主要寺院的日常事务。政府并不为寺院的日常事务提供经费，但却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地方宗教事务局掌控寺院管理。有关条例将很多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权限由"爱国、虔诚"的僧尼掌控，并规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在某些寺院，政府官员任委员会委员。
近年来，在一些大型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不将出售入门券所得及朝佛敬香者的捐献用于资助进行全日制宗教学习的僧侣。 其结果是，部分原先得到完全资助的"佛学僧侣"现在必须从事创收活动。有些专家担心，这将使未来能担任合格佛学教师的僧侣人数减少。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宗教教育质量的下降继续是令人关注的焦点。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高级宗师从质量到人数均不足；很多教师流亡在外，年长教师无人替代，而那些在西藏以外藏族地区的教师很难获准到西藏自治区任教。
此外，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继续阻止寺院的增加，政府称增加寺院会耗费地方资源并被西藏流亡人士用作政治渗透的渠道。
政府声称，对各大寺院的僧侣人数未加限制，每座寺院能容纳多少僧侣由本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自行决定。但是，很多寺院的管理委员会受政府控制，实际上，政府对很多主要寺院，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寺院的人数严加限制。政府有权否决任何人的出家入寺申请；不过对这些限制的实施程度不一。在某些地区，18岁前进住寺院属于违规，但仍有一些男童在11岁就进住寺院。
政府官员说，1996年开始的"爱国教育"运动在本报告期前已告结束。但有关官员承认，对僧尼的强制性政治教育或"爱国教育"仍在宗教场所继续定期进行。这类学习班的目的在于加强对政府规章制度的遵守，恐吓或清除不接受党的指示、继续拥护达赖喇嘛的僧尼。僧尼们常被要求签署表示爱国的声明：同意摈弃西藏独立，不接受被达赖喇嘛认可的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undun Choekyi Nyima)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拒绝并谴责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并保证不收听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或自由亚洲(Radio Free Asia)电台的广播。在爱国教育运动期间，一些不服从的僧尼被逐出宗教场所；还有一些僧尼因不愿谴责达赖喇嘛而宁愿离开寺院。政府对佛教教职人员和寺院的这些控制导致反政府情绪继续高涨。
据报导，5月27日，有关当局拘押、随后释放了僧侣(扎彭)丹真(Tamding)、拜增(Palzin)和项堆(Shongdu)及平民司机俄珠(Ngodup)，理由是，他们参加了2002年12月举行的针对拆除四川省甘孜自治州色达佛学院(Serthar Buddhist Study Institute；又称喇荣噶尔佛法修习营，Larung Gar monastic encampment)建筑的抗议活动。当局自2001年拆除该佛学院的建筑并驱逐数千名僧尼以来，继续对这一佛法修习营实施严格的控制。当局只允许大约1000名僧侣和尼姑留在佛学院，严格限制汉族修习者的人数，不准对该设施进行进一步的建设和维修。政府声称，缩小中国这所僧尼人数最为集中的设施的规模是出于健康和卫生原因。外国观察人士认为，政府之所以针对这所学院采取行动，是由于它的规模和它富有感召力的创始人堪布晋美彭措(Khenpo Jigme Phungtsog)的影响力。
大多数藏人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佛教。很多藏族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员也不例外。仅在西藏自治区就有大约615名藏族佛教人士担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委员。但政府继续要求共产党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必须坚持党的无神论。政府干部的例行政治培训继续宣传无神论。有关当局还继续通过政治学习和开除公职的威胁来对政府公职人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表态效忠国家，不从事可被视为公开或暗中支持达赖喇嘛的活动。据报告，政府工作人员还受到不要把子女送到印度学习的压力。
在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中，非藏人占很大比例，而且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7月6日，藏人被禁止大事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但是，默朗木节(Monlam)、萨嘎达瓦节(Sagadawa)和哲蚌寺雪顿节(Drepung Shodon)等主要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在较为开放的气氛中进行，在场的安全人员也有所减少。
9月，2002年被拘押的噶玛巴喇嘛的两名侍僧被释放。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领袖、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噶玛巴乌金赤列多杰(Urgyen Trinley Dorje)于1999年12月秘密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噶玛巴喇嘛在几次公开声明中说，他之所以离开西藏是因为他的行动受到控制，政府既不允许他去印度受训于他的佛师，又不允许他的佛师来到他的身边。本年度，当局继续限制人们前往噶玛巴喇嘛的驻寺楚布寺(Tsurphu Monastery)。据西藏信息网报导，楚布寺未被允许接收新僧侣。
自噶玛巴喇嘛1999年出走以后，当局加强了对寻访和培养转世喇嘛过程的控制。政府在2000年1月批准了第七世热振活佛(Reting Rinpoche)，但据报导，热振寺(Reting Monastery)的很多僧侣因达赖喇嘛没有承认这位男童为转世灵童而不接受他为热振活佛。另一名于1994年得到噶玛巴喇嘛承认的年幼转世喇嘛，帕沃活佛(Pawo Rinpoche)在政府严格的监管下生活在内朗寺(Nenang Monastery)。非政府组织报告说，他无法见到他的佛师，而且必须在一所普通的中国学校上学。在本年度内，没有外国代表团获准参观内朗寺。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政府坚持认定1995年选择的男童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坚赞诺布于8月在有关方面高度精心安排下，第二次访问了藏族地区。在他公开露面时都有大批安全人员在场。政府不承认被达赖喇嘛选定的另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为班禅喇嘛。这名男童于1995年失踪，时年6岁。政府对"正式的"班禅拉嘛的生活加以全面的严格控制。8月5日，政府宣布根敦确吉尼玛"现为一名学生，学习良好"，但继续禁止人们展示这名男童的肖像，并拒绝了国际社会提出要与他见面以证实他的下落和他安然无恙的一切要求。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徒仍然承认根敦确吉尼玛为班禅喇嘛。共产党号召党员支持"正式的"班禅喇嘛，地市级政府当局印制了这名男童的肖像供人们作公开和私下的宗教展示；不过，他的肖像很少得到展示，人们更多见到的是十世班禅喇嘛的肖像，一些外国观察人士认为，这说明人们不承认坚赞诺布。
中国政府称，自1949年以来，政府为修复西藏历史建筑物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1400个藏传佛教场所。政府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修复工作，但有关的总数不详。然而，有好几百所寺庙从未被修复，还有一些寺庙仍处于半废墟状态。政府出资进行的修复表面上是为支持宗教活动，但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促进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最近的修复工作大多是靠民间筹资，尽管有些宗教场所的重建工程也得到政府资金。
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据中国2000年的人口调查，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为2,427,168人。西藏自治区以外各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藏族人口为2,927,372。西藏自治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藏族是最贫穷的民族之一。中央政府和中国其他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大量的经济资助。据政府的官方统计，在过去10年中，西藏经济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西藏自治区90%以上的预算经费来自外部，西藏自治区的居民受益于经济和税收政策方面的多种优惠。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自治地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类似的优惠政策。政府的发展政策帮助提高了多数藏族人的生活水平，特别是通过改善交通和通信设施。然而，尽管藏族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他们的实际收入仍大大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汉族人从政府在藏族地区实施的发展政策中所获得的好处要大得多。藏族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婚姻和计划生育，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大学入学政和在政府任职等方面，都受到较少的政策限制。据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全体工作人员中有79.4%是藏族。尽管如此，许多具有政治权威的职务却由汉人担任，西藏自治区的多数重大决定也由汉人做出。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也是相同的情形。
达赖喇嘛、藏族专家及其他观察人士都表示担心，1994年开始并在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和扩大的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政策，其中包括青藏铁路工程，会继续促使汉民、回民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西藏。他们担心，这将严重冲击西藏传统文化和藏族人口的主体地位。
有些藏人报告说，他们在一些城市职业的就业中受到歧视，并说许多职业优先雇用汉人，从事同一工作的汉人得到的报酬高于藏人。例如，参加修筑青藏铁路的38000人中，藏人只有6000人。有些藏人报告说，藏人比汉人难于得到开办企业的许可和贷款。此外，城市地区和很多企业的许多工作普遍要求使用汉语，从而限制了许多藏人的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所承认的基本劳工权利，包括组织起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藏族地区和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普遍受到剥夺。
中国官员称，在西藏自治区正式登记的人口中，藏族占92%，但他们承认，这些数字不包括大量"临时"户口的汉族居民，其中有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及其家属，这些人口中有许多人已经在西藏生活多年。而且，全国人口流动自由的扩大、政府承办的发展项目和西藏自治区展示的经济机会前景，都促使中国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寻求新的经济机会而进入拉萨市和其他城镇地区的流动民工，导致西藏城镇中的穆斯林回民和汉民等非藏族人口大量增加。这些流动人口大多声称自己是临时居民，但是，由汉人和回民经营的以饭馆和零售商店为主的小型商家在西藏自治区几乎所有的城市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观察人士估计，拉萨半数以上的人口为汉人，即使按照官方的估计，在拉萨409500总人口中，汉族临时居民人口也占了100000以上；在西藏自治区其他地区，汉族人口比例要小得多。在农村地区，汉族人数微乎其微。
经济的迅速增长、旅游业的日益扩大，以及更多的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侵扰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对藏人的传统文化构成威胁。在拉萨，汉族文化的影响既明显，也普遍。2002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拉萨市中心地区的很多传统藏式建筑被拆毁。汉语广为使用，大多数商业和官方通讯往来使用汉字。
虽然西藏自治区政府于2002年3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藏语和汉语为地位平等的自治区官方语言，并推动藏语发展，但汉语在政府、商务和学术界占据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年轻一代藏人说、读本民族语言的能力。
据政府2002年的官方数据，西藏自治区32.5%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但有些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达90%。据政府的统计数字，85.8%的适龄儿童入学读书。政府宣布，计划到2005年使西藏自治区95%的儿童获得六年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农村地区有很多小学生只得到一至三年的教育。
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很多乡村小学使藏语教学大纲。据地方教育官员说，藏语是西藏60%中学的主要授课语言，尤其是在更边远的地区，虽然也有一些专门的课程用汉语授课。但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官方数字不准确，得到藏语授课的西藏儿童人数没有那么多。西藏自治区大多数高中生继续用藏语学习一些课程，但是汉语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课程都用汉语讲授。少数地区的高中采用藏语教学。政府继续拨款供藏族中学生到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学上学。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西藏自治区目前有13000名藏族学生在中国26个地方的大约100所学校就学。掌握汉语通常为接受高等教育所必须，虽然有些专为少数民族设立的学院允许用藏语进行某些课程的教学。 一般来说，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有更多的机会上民办的藏语学校或接受传统的藏语宗教教育。
据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报告，7月29日，当局关闭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阿坝格德寺院所属学校(Ngaba Kirti Monastic School)，并将其主要赞助人索巴那格(Soepa Nagur)传唤到省会成都。这所于1994年用民间资金建立起来的学校向农村居民传授藏语和佛学知识，它在1998年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当局强行让学校改名，要求在教学大纲中包含非宗教课程，并最后将该校与附近另一所学校合并。
有报告说，当局要求教授，特别是来自被视为有可能成为不同政见发源地的西藏大学藏语系的教授，参加政治学习，并为防止校园内发生分离主义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而对课程和教材施加限制。许多典籍或宗教课本因政治原因而被禁止在教学中使用。 西藏大学是为地方教育系统培养藏族教师而成立的，但汉族学生人数和汉族教师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在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藏人在录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汉族学生由于汉语能力和教育背景较强而在入学考试中得分较高，因此往往得到录取。
在西藏自治区的很多地区，藏族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仍很普遍，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导致出现高比例的儿童发育不良。据说因缺乏营养而引起的疾病，如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缺少维生素A引起的夜盲症和佝偻病等，在某些地区的儿童中比较普遍。政府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在某些地区发起了一些专门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西藏的卖淫问题日趋严重。拉萨有数百家半公开的妓院。仅在拉萨一地，就可能有多达10000人从事卖淫。一些卖淫活动发生在共产党、政府或军队所属的设施内。西藏自治区的大多数妓女是来自四川的汉族妇女。但是，有些藏人，主要是来自农村或游牧地区的女孩子，也从事卖淫。藏族地区妓女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不详，但是，由于缺少有关艾滋病病毒传播的知识，也由于卖淫者迫于经济压力而进行没有保护的性行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很可能上升。
7月，西藏自治区旅游局证实，解雇了一些在印度或尼泊尔受过教育的藏族导游，在夏季旅游季节，从外省招收了100名导游到西藏工作。政府官员说，所有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导游都必须向旅游局申请，并通过旅游专业和政治思想考试才能取得导游执照。政府声称，解雇一些藏族导游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导游都向游客表达政府反对西藏独立和反对达赖喇嘛的活动的立场。西藏旅游局对导游工作的垄断没有延及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据报告，一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导游转向其他藏族地区，在那里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向游客提供服务。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及设在奥斯陆的西藏之声(Voice of Tibet)电台的藏语广播所使用的频率同它们的中文广播一样，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不过，西藏人至少在有些时候能够听到这些广播。自由亚洲电台说，藏人会因收听外语广播受到威胁和罚款。
虽然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做出努力，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或摧毁的代表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某些建筑和其他一些内容，但是，对社会和政治的压制性控制继续限制藏人的基本自由，并且威胁到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传统。
(西藏附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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