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赤贫人口达13亿，国际社会制定了到2015年把这个数字减半的目标(作为"千年发展目标"(Melle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一项内容)，因此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针对性强、规模上具有灵活性、可持续的扶贫战略。

可以说，贫困既是众多国际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这些问题包括全球性饥饿、环境退化、人口过剩、文盲、内战、经济萧条和武装冲突等。国际社会要想认真和全面地解决这些国际问题，那就应该将微型金融这样的做法放在全球议程之首。

微型金融业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贫困人口提供以贷款为主的金融服务和非金融企业咨询服务的试验。这方面的最早的一个试点便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项目(Grameen Bank Project)。这个项目是由穆罕默德·尤诺斯教授(Muhammad Yunus)在1976年创立的，旨在解决1974年给这个刚独立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破坏的饥荒。它基本上是一项摸索性的试验，目的是尽快找出在世界上这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为最贫困人口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方法。该项目用小额贷款(最低仅为25美元)为饲养牲畜、贸易、各种各样的家庭小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那些偿还贷款的人能够获得金额更高的贷款和利用其他投资机会。对其他方法也做过尝试，但坚持下来的方法是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通过集体机制向个人发放贷款。

到1983年，在充分掌握了情况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以后，乡村银行项目被改造成专门为没有土地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提供金融服务的独立银行。在试验阶段(1976年至1983年)，贷款人数从不到100人增至45000多人。在银行建成之后，出现了一个持续增长阶段，到1990年贷款人数增至85万人，2000年达到240万，到2003年12月进一步攀升至300万。孟加拉国另有约200家金融服务供应商──其中有很多成功地模仿了乡村银行的做法──它们目前为900万个家庭提供服务。

令人惊奇的是，在孟加拉国，一个贫困妇女获得私营机构提供方便和廉价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与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之比率是3:1。在世界其他地方，只有15%的贫困妇女如此幸运。这种情况无疑显示：如果可持续杠杆投资在不同国家逐一落实，将能够发挥巨大的增长潜力。例如，巴基斯坦的市场普及率不到1%，今后几年的重点目标因此显而易见。

据独立和高度可信的调查，到90年代中期，每年有大约12万个接受乡村银行服务的家庭突破贫困线，这种情况通常在接受服务五、六年后发生。所以，虽说微型金融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灵丹妙药，但它却在微观层面达到了不寻常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减贫目的。另外，乡村银行在大多数年头还稍有盈利。同大多数微型贷款机构一样，乡村银行的贷款偿还率在大部分时期以及目前一直保持在95%到99%之间。(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事件有时导致偿还率低于该水平。最后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90年代末期。)

乡村银行在试行阶段提供的经验是今天构建微型金融部门的基本要素，对此发展专家们已经进行了研究和辩论，其他独立试验的结果也证实了其可行性。这些经验可简要总结如下：

·必须实施有效的宣传战略──由当地贷款员挨家挨户动员、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或采取其他类似的有效战略──积极动员最贫困妇女，只有这样她们才会从微型金融项目中受益。

·或许与常理不同，就连最贫困的人口(即那些每天人均收入不到一美元的人)一般也不需要接受正规培训就可在微型金融扶助下创建企业。他们在既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有偿就业可以依赖的情况下磨炼出一套"生存技能"，但因资金严重不足而未充分得到发挥利用。强调在借款人相互负责的框架内提供资金是保证迅速取得进展的最有效、最尊重人格的办法。因此，常常可以取消昂贵的企业管理培训和技术援助项目，或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这些项目。

·妇女构成的信用风险往往最低，而且她们更有可能通过投资把盈利用在孩子身上，从而最有可能打破一代又一代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世界银行对乡村银行和孟加拉国另外两个微型金融机构的研究发现，一个妇女借贷的数额与其女儿上学的机率成正比。男性借贷的情况未显示出类似的联系。

·只要微型金融业的领导人和业务人员始终优先考虑最重要的减贫目标和“授能”理念，就可以按正常商业经营的方式提供微型金融服务，而仍然使大批贫困家庭受益。保障这一点的关键是对第一线雇员和微型金融机构提供奖励(前者由管理层提供，后者由捐助者、董事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最近有人请我担任海地为贫困人口开设的第一家银行Fonkoze的董事，以便我能够充当这个新机构的"良心"(这家银行系从非政府组织演变而成)，并帮助确保该组织在转变成商业金融机构的过程中不至于偏离原来的宗旨。

八十年代积累的微型金融经验基本上是减贫模式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推广。这一认识导致了全球微型金融业的巨大发展。据微“型信贷高峰运动”(www.microcreditsummit.org)提供的信息，世界各地有大约6760万个家庭受益，其中3770万个家庭在开始加入微型金融系统时属"赤贫"户。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由富有魅力的领袖带领推动的成功故事(即使曾经有过这种情况)，而反映了国际社会有计划的、不断壮大的减贫努力。

1997年成立的美国乡村基金会始终处于这一斗争的前沿，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往往由义工承担)帮助微型金融机构扩大经营和改进服务质量。

乡村银行二十年来的经验为决策者提供了他们创造有利环境所需的手段。这样的有利环境转而使微型金融能够为减贫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正如它在孟加拉国的成就所展示的那样，该国三分之二以上的贫困家庭正在受益于200个微型金融机构。其中的经验包括：

·我们不仅了解到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信贷并能按照保证微型金融机构赢利的条件贷款，还了解到贫困人口迫切希望得到方便的储蓄存款和保险服务。通过提供此类服务，微型金融机构可建立新型和可持续的资本来源，同时减轻作为贷款机构所承担的风险。监管体制很少对这些活动提供支持，但它对于微型金融机构的持续和加速增长至关重要。

·也许最妥当的比喻是把微型金融视作一个平台，而不单纯是又一种干预。微型金融建立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动员过去被视为与世隔绝、没有物质资产或社会资本的大批贫困人口，为这些人提供参加经济和社会项目的资金。通过微型金融渠道运作可大大加快获得重要规模效应和培养品牌忠实程度的过程。把贫困家庭和曾经贫困的家庭组织起来，为之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可使之以供应商或消费者身份或双重身份大批加入社会和商业计划。例如，1997年乡村银行与挪威的Telenor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移动电话公司(GrameenPhone)。今天，45000个村庄(占孟加拉国总数的三分之二)的45000个乡村银行借款人已经贷款购买了移动电话和安装了为各村服务的付费电话。他们这么做为自己、为乡村银行(贷款机构)和GrameenPhone带来了利润。该电话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并按批发价格提供服务，去年赚取的税前利润达4500万美元。美国乡村基金会的乡村技术中心(Grameen Technology Center)刚刚在乌干达推出一个同样的项目。另一家名叫Grameen Kalyan的公司随乡村银行开办了15个卫生所，借款人只需缴付不到两美元的年度保费即可享受服务，保费可自动从投保人的储蓄帐户中扣除。这项举措使公共卫生得到改善。此外，诊所在短短数年内收回了70%的成本，并预计很快将实现收支平衡。

·政府在微型金融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不应把重点放在为贫困人口直接提供微型金融服务方面，因为这种做法容易政治化且效益低，而应建立辅助性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基金或其他不会被政治化的机制为微型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在这方面摩洛哥的例子很有启发性。1997年，摩洛哥是微型金融部门客户总数达到约一万人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之一。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总体上有利的监管措施和通过哈桑二世基金(Hassan II Fund)拨款一千万美元，摩洛哥的微型金融业超过了埃及(此前埃及在客户量和其他方面居这个地区之首)，其客户量在2002年突破20万人大关。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微型金融业客户量的增长非常有限甚或没有增长，例如黎巴嫩和约旦。同样，据美国乡村基金会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微型企业发展也主要因缺乏有利的监管环境而受阻(见http://www.gfusa.org/chinareg.htm)。美国乡村基金会有关建立有利于微型金融的监管体制的建议概要载于http://www.gfusa.org/gbrp/whitepaper.htm。

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微型金融业近期和未来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对传统上人工操作的微型金融程序实行自动化在提高效率以及减少差错和贷款员欺诈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仅乡村银行的信贷员就有7000多人。如GrameenPhone电话公司的例子所表明，技术还可被用于帮助贫困人口创建盈利更高的企业。最后，标准化数据传输协议可更清楚地显示贫困人口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机构信用风险很低。同时，私人资本市场也将增加对微型金融的商业性投资，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鼓励对扶贫项目投资的国家。事实证明，只有在决策者和其他人──主要是政府官员(特别是银行业监管者)以及私人和政府捐助者──把微型金融当作首要任务时，微型金融才可能在微观层面和国家一级对减贫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如果遵循最佳做法，就会催生出一个能够不靠无止境的补贴而自给自足的行业，并同其他减贫项目协同展开工作。从最广意义上说，这或许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e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和实现真正的普遍社会保障所能进行的最佳投资。

注：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