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 下文简称"西藏" -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和保护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继续令人关注。)
尊重人格
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进入西藏和关于西藏的信息，因而难以准确确定侵犯人权的广泛程度。但据可信报告，中国政府当局在西藏继续有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和平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西藏民族主义者实行虐待，任意逮捕，不加公开审判的羁押和长期监禁。于2000年实施的对宗教表达的严厉控制在本年度有所放松，但西藏宗教自由受压制的总体程度仍然相当严重，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记录仍然不良。被政府认为是用来表达不同政见的活动，包括一些庆祝宗教节日的活动，都不被容许并遭到迅速大力镇压。。在本年度，被指控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士面临不断和严重的骚扰虐待。不仅有政治囚犯死亡的报导，而且也有被控从事政治活动的尼姑和僧侣遭监禁、虐待和酷刑的报导。在敏感的纪念日和节日期间，特别是夏天举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各种仪式期间，保安措施变本加厉。有报告说，在一些藏族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藏人举行了小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
在本年度中存在在押囚犯死亡或因受虐待而在获释不久死亡的事例。据西藏信息网说，藏族囚徒中每46人就有1人死亡；1989年以来至少有41名藏族政治犯的死亡是因羁押期间受到极度虐待而致，其中至少20名囚犯曾被监禁在拉萨的扎布奇监狱。据报告，因参与"反革命宣传和煽动"被判10年徒刑的桑珠菩萨寺28岁的尼姑阿旺洛曲(又名顿珠卓玛)在服刑9年后于2月死亡。据报告，她是被从扎布奇监狱送往医院的当天，因呼吸系统和心脏衰竭而死。
据近期消息，拉萨大昭寺僧侣班巴从赤桑劳教所获保外就医后不久于1999年底或2000年初去世。他因在大昭寺前展示藏旗而被拘押。西藏信息网报告说，僧侣贡觉达瓦在日喀则专区拘留所被拘押期间于1月死亡。他因从尼泊尔非法进入中国而被拘押。有关于藏族囚徒自杀的报告。
有很多关于囚徒遭受虐待和酷刑的可信报告。当局采用电击、悬吊等虐待方式或酷刑。西藏信息网报告说，几名服长期徒刑的尼姑遭到毒打，其中包括因唱西藏独立歌曲而于1989年遭到监禁的阿旺群宗和平措尼珠。政府官员说，因平措尼珠有悔改表现而将其减刑一年。她的出狱时间应为2005年。尼姑阿旺桑珠13岁即遭监禁，9个月后获释；到15岁时，再次被判刑。据报告，她也曾多次遭到毒打，并受到长时间单独监禁。由于她参加狱内示威活动，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5月，她的刑期在1998年底被再度延长，总计长达21年。阿旺桑珠的健康状况仍然很糟，尽管政府官员说她身体良好。据报告，抵制监狱管理当局政治再教育的囚徒，特别是拒绝按照要求谴责达赖喇嘛和接受政府选定的坚赞诺布为班禅喇嘛的囚徒也遭到殴打。
1999年2月，西藏信息网和外国新闻界都报导扎布奇监狱加强了军训式操练(往往在酷暑天或寒冬天)。报导说，监狱管理人员强迫囚徒赤脚跑步，长时间静立，或长时间高呼爱国口号正步走。其它监狱的囚犯也受到严酷的对待。据可信的报告，被指控在帮助达赖喇嘛挑选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时泄露国家机密的恰扎活佛一直被关押在四川的一座监狱里，不让他同其他囚徒接触，不让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行动仅限于在他自己的牢房内。虽然人们原以为他会在5月获释(即被关押6年之后)，但是政府在2月对外国官员说，他要到2002年1月才会被释放。政府证实恰扎活佛被关在四川的一座监狱里，并称他"身体良好"。
藏族民族音乐工作者阿旺群培在1996年以间谍罪被判处18年徒刑，他全年都被监禁在四川省成都附近的一个设施里内。据政府官员说，他患有消化道、泌尿系统、肾脏和肝脏等多种疾病。
于1999年9月被官方关闭的拉萨孤儿院"加措儿童之家"的至少三名职工仍被关押。据报导，他们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这些案子的详细情况不为外界所知。
对被拘押或监禁的藏人的法律保障与中国其它地区的情形相同，从规则到实施都不健全。多数法官是藏人，但大部份法官没有受过或受过极少的法律培训。当局正在通过提供更多的法律教育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审判程序稀疏，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审判过程不予公开。据西藏信息网2000年的一份报告，藏族政治犯的平均刑期加长。从1987年以来，所有藏族政治犯的平均刑期为4年零9个月。但是，2000年仍然在押的所有藏族政治犯的平均刑期为8年零8个月。据当局的报告，法院每年处理约20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件，刑期为每条罪状最长15年，总刑期最长不超过20年。这类案件主要涉及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无须涉及暴力即可成为非法。有报告说，在女囚徒中，有72%是尼姑，男囚徒中，僧侣占74%。
由于缺少独立接触囚犯或探访监狱的机会，因此难以估计囚犯受虐待的范围及严重程度和藏人囚徒人数。据西藏信息网报告，在中国，在押的的藏族政治犯约有200人，多数是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的僧侣和尼姑。司法部和监狱管理局官员2000年4月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当时在西藏自治区服刑的2,200名犯人中(76%藏族，20%汉族)，有110人因"危害国家安全"而被监禁，其中包括约30名尼姑和70名僧侣，而有90%以上的尼姑和僧侣是因"危害国家安全"而受囚禁。
提倡计划生育仍然是西藏当局的一项重要目标，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大部份藏人和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其它少数民族比汉人生育更多的子女(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在生育子女方面受到同中国其它地区公民同样的限制)。城市藏族居民可生育两个孩子，农村地区的藏人往往生育三个或更多。在实践中，在政府机构工作的藏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受到只生一胎的压力。
政府对外国人前往西藏严加控制，个人旅行者需要获得许可才可进入西藏自治区。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行动也受到严格控制。官方访问受到严密的监视，代表团成员极少有机会会见未经地方当局事先同意的当地人。外国人，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和外国侨民，在本年度的一些时期内受到格外严格的检查和旅行限制。凡在敏感纪念日或事件到来时，政府对藏人的行动也实行限制，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有很多报告说，从尼泊尔返回西藏的人，特别是僧侣，受到任意拘押。在很多情况下，拘押时间长达数月，而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正式指控。
据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报告，它们的活动受到限制，有时甚至受到会被驱逐出境的威胁。有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于2000年被关闭，至今仍未获准重新运作。
据报告，在一些监狱、拘留所和劳教所以及使用囚犯的工地存在强迫劳动。在很多劳动场所囚犯得到一些报酬，并且可以通过完成或超额完成工时指标获得减刑。
中国法律规定，可以要求犯人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劳改法第53条)。但是，有些囚徒反映，劳动负担超过劳改法的规定。有报告说，扎布奇监狱的男囚犯在菜地或监狱工厂劳动，女囚犯打扫厕所，也参加缝纫，清洁，或纺织和分拣用来织地毯和羊毛衫的羊毛。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有些藏族犯人在刑期满后仍须继续劳动。一些人在尚未受审的被拘留时期也被强迫劳动。
宗教自由
政府继续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和朝拜场所。尽管政府允许在西藏有多种宗教活动，但它禁止被认为是主张西藏独立或任何表达分离主义(中国政府称其为"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整体而言，政府仍然对同达赖喇嘛相联的藏传佛教持怀疑态度，那些未明确表示效忠国家的藏传佛教信徒也同样遭到怀疑。对西藏宗教自由的压制在2000年夏天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普通宗教活动也遭到严格限制。不过，到2000年年底对这些限制的实施有所放松。西藏的宗教压制在整体上仍然严重，就尊重宗教自由而言，政府在这一年的表现仍然不良。被政府认为是用来表达不同政见的活动，包括一些庆祝宗教节日的活动，都不被容许并遭到迅速大力镇压。政府严厉批评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和对"流亡政府"的领导。官方媒体继续猛烈抨击"达赖集团"，并多次把他说成是一个决心分裂中国的分离主义者。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经常坚决表示不可能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并称他的行为与他一再公开做出的不主张西藏独立的保证不符。尽管如此，政府声称对话之门是敞开的，只要达赖喇嘛停止分裂国家的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不许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照片的禁令继续存在，在西藏的很多地区，除了通过非法途径以外，人们得不到到达赖喇嘛的照片。
在90年代中期开始的"爱国教育"运动结束之后，政府宣布"成功地"加强了对西藏佛教机构的控制。政治教育活动在整个地区很多地方的寺院中继续进行，但强度较低。
政府"工作组"继续定期到寺院举办必须参加的学习班，主题包括藏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关系，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份和达赖喇嘛的企图"分裂"国家的作用。根据张贴在很多寺院入口处的规章，喇嘛必须"爱国"，有关当局还要求喇嘛签署一项声明，同意摈弃西藏独立；不接受被达赖喇嘛认可的男童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不承认并谴责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不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的喇嘛有可能被逐出寺院；有些喇嘛因未能通过有关这些问题的考试或被认为"政治不合格"而被迫离开寺院；还有一些喇嘛因不愿谴责达赖喇嘛而"自动"离开寺院。很多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抗议或拒绝遵守政府部门施加给佛教寺院的规章的僧尼受到关押。
喇嘛、尼姑和普通佛教徒对目前的这些政治教育要求深恶痛绝。虽然由于增强对寺院的控制和减少僧尼人数的目标已经实现因而整个地区的爱国教育活动已有所收敛，但是很多寺院和尼姑庵的宗教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僧尼们为躲避爱国教育运动而逃往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统计，历年有多达3,000名藏人为逃避西藏的状况而进入尼泊尔，其中有很多难民表示是因"爱国教育"运动而逃离西藏的。
中国当局认为，西藏佛教寺院同主张独立的活动之间有密切联系。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寺院的增加，声称寺院给地方资源造成压力，并成为西藏流亡人士政治渗透的渠道。
中国官员称西藏有46,300多名佛教僧尼和约1,787座寺院、庙宇和宗教场所。这些数字仅包括西藏自治区，另外数以千计的僧尼生活在中国其它的藏族区域，包括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省的部份地区。 官方人士几年来一直在使用同样的数字，但据可靠消息，僧尼的人数在西藏很多地区都有所减少，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开始"爱国教育"运动以来。根据西藏信息网的报告，由于对宗教信仰的限制，一些寺院和尼姑庵中的僧尼人数在2000年有所减少。政府表示对主要寺院中的僧侣数目不加限制，每座寺院可容纳多少僧侣由各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决定。但这种管理委员会受政府控制；实际上，政府通常对主要寺院的僧侣人数严加限制。据报导，有些寺院被要求减少同它们有联系的僧侣的数目。6月，中国当局命令数千名僧尼离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佛学院(又称喇荣噶尔佛法修习营)。政府以健康和卫生为由，执意让这所中国僧尼人数最多的学院缩小规模。外国观察人士相信，当局采取行动打击这所学院是因为它的规模和富有感召力的创始人堪布晋美彭措所产生的影响力。到年底，堪布晋美彭措还没有回到学院。
政府有权不批准任何个人的宗教皈依申请，不过政府并非一贯行使这一权力。虽然按规定僧侣在年满18岁以前不能入住寺院，但事实上很多男孩继续遵循入寺生活的传统。但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很多按习惯做法一边接受基本寺院教育并等候受戒，一边任年长喇嘛侍从的年轻信徒，因不到规定年龄而被逐出寺院。由于这些年轻信徒不在寺院正规成员之列，使当局得以否认喇嘛人数大幅度减少。
大多数西藏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佛教。很多藏族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约有1,000名宗教人士担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政府继续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党的无神论。于1999年1月开始的以政府工作人员为对象的提倡无神论和科学的三年运动，扩大到了更多的政府机构和学校。据官方新闻媒体报导，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进经济进步，加强反分离主义斗争，根除"达赖集团的反动渗透"。当局警告那些子女在印度(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学习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不让子女返回西藏就将他们解除公职。
2000年对普通宗教活动施加的严格限制不再得到严格执行，但对表达宗教信仰的其它限制依然如故。一些报导显示，政府工作人员现在感到限制他们个人表达宗教信仰的压力有所减小。但尽管藏人能够烧香和作"林廓"(到拉萨各圣点环拜)庆祝萨嘎达瓦节，但是政府仍限制并禁止庆祝其它重要宗教节日。当局施加限制禁止在7月份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报导显示，西藏人被禁止在那一天举行传统的烧香仪式，很多朝拜场所也被关闭，但也有报导说很多西藏人提早或私下进行了庆祝。
政府继续监督主要宗教场所的日常活动。政府并不为寺院的日常活动提供经费，却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地方宗教事务局掌控寺院管理。近年来，在一些大型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开始收取所有入门券所得以及朝佛敬香者的所有捐献。这些所得以前都是分配给为获取高级宗教学位而进行全日制宗教学习的喇嘛的。这些"佛学僧侣"现在必须至少用部份时间从事能带来收入的活动。一些专家担心，这将使将来能担任合格大师的喇嘛人数减少。
1999年，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局证实，该局官员是共产党党员，而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该局大部份工作人员不是藏族。根据有关规定，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权必须由"爱国、虔诚"的喇嘛和尼姑掌控，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在某些寺院，政府官员还担任委员会的成员。
在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领袖、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之一噶玛巴于1999年12月逃往印度以后，当局限制人们前往噶玛巴的楚布寺，据报导，当局还在那里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噶玛巴在几次公开声明中说，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的行动受到控制，既不允许他去印度受训于他的佛师，又不允许他的佛师到他身边。在噶玛巴逃亡后，西藏信息网报导说，至少有两名楚布寺的喇嘛被逮捕，噶玛巴的父母也受到监视。政府官员否认逮捕过任何人，也否认噶玛巴的父母受到了任何形式的限制。据报导，楚布寺的环境仍然紧张，警察永久性地驻守在那里，并加强对寺内僧侣的限制，显然是为了阻止他们追随导师流亡国外。2000年12月，外国官员获准参观楚布寺，那里据说住有325名僧人。尽管12月通常是敬香朝拜者云集的时候，但当时只有几位其他拜访者。据报导，自噶玛巴逃亡后，不允许楚布寺接受新僧侣，但寺内的宗教活动继续进行。
噶玛巴的逃亡加剧了紧张局面，也使当局加强了对寻访和教育转世喇嘛过程的控制。根据传统，重要宗教人物的选择要经过达赖喇嘛的批准。达赖喇嘛仍然拒绝承认选择索朗平措为第七世热振活佛；据报导，热振寺的很多僧人不接受这名儿童为热振活佛，2000年有8名僧人因为此抗议而被逮捕。现在这名儿童及其家人在严密的守卫下居住在热振寺附近的住所。当局严密控制这个地区人员的进出。另一名年幼的转世喇嘛，8岁的帕沃活佛也在内朗寺遭软禁，据说他被剥夺了与佛师见面的权利。帕沃活佛得到噶玛巴的承认，是仍在西藏的噶玛噶举派的主要喇嘛之一。外国官员拜访内朗寺的请求一再被拒绝。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位重要人物。 政府坚持认定1995年选择的男童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并为他举行了坐床仪式。当局严密控制他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只偶尔在北京和西藏公开露面。他在公开露面时都有大量安全人员在场。当局严格限制人们接近这名男童。与此同时，人们提出的与由达赖喇嘛认定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根敦确吉尼玛见面以证实他安然无恙和他的所在地的要求多次遭到拒绝。他于1995年失踪，当时6岁。政府官员声言，这名男童受到看管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他生活在西藏并像"普通学童"一样上学。当局还表示，这两名男童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和良好的教育。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徒仍然认根敦确吉尼玛为班禅喇嘛。西藏僧侣说他们被迫签署声明，保证忠于政府挑选的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共产党还要求党员支持"官方的"班禅喇嘛，地区一级和市一级政府印制了这名男童的照片以便在公开和私下的宗教场合展示；不过，展示他的照片的地方廖廖无几。而展示得更多的是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一些外国观察人士认为这说明人们不承认由政府确定的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坚赞诺布。政府禁止展示由达赖喇嘛认定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根敦确吉尼玛的照片。
中国政府称，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它已经为修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的一些重要佛教场所提供了总额超过4,000万美元(约为3亿到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政府资助修复工作名义上是支持宗教信仰，但部份原因也是为促进发展西藏的旅游业。最近的修复工作大多是靠私人资金，但有几个大型宗教场所也在这一年得到了政府为修复项目提供的支持。
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藏族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婚姻和家计划生育方面受到优惠待遇，也在相对有限的程度上享有大学入学和在政府任职的优待。据政府的正式数据，西藏政府全部雇员中的74%是藏族。尽管如此，许多具有政治权威的职务却是由汉人担任，西藏的重大决定由汉人做出。虽然政府规章规定，政府和法律文件必须使用藏文，但在实际上，官员的文字通讯和政府文件往往只使用汉语。
中央政府和中国其它省份对西藏经济给予大量补贴。根据官方的数字，西藏经济过去1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0%。西藏90%以上的预算收入来自西藏以外。西藏也受益于多方面经济和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的发展政策，特别是通过提供更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帮助提高了大多数藏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近年来，中国各地人员自由流动的增加、政府资助的种种发展以及西藏的经济机会前景促使中国巨大的临时工人口进入西藏谋生， 从而使拉萨和其它城市地区的非藏族人口大量增加(包括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和汉族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称自己为临时居民，但是西藏几乎所有城市的小生意(多数为餐和零售店)都是汉族和回族人经营的。
达赖喇嘛、藏族专家及其他人士担心，1994年开始并在6月份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再次被强调和扩大的发展项目和其它中央政府的政策会继续促使中国非藏族人口大量涌入西藏。他们担心，西藏传统文化和藏族人口的主体位置将受到巨大冲击。
有报告说，藏族人在一些城市职业中受到歧视，许多工作优先雇用汉族人，同一工作汉族人得到的报酬更高。此外，许多工作要求精通汉语(这限制了许多藏族人的机会)。还有报告说人事关系也对汉人有利(他们往往居于更高的职位)，藏族人比汉族人更难得到创办企业的许可和贷款。其它被国际劳工组织承认的一些基本劳工权利，包括组织起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西藏和在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普遍受到剥夺。
经济迅速增长、旅游业日益扩大，以及更现代文化的出现影响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给传统的西藏文化造成威胁。在拉萨，汉族文化明显广泛存在。房屋是中国的建筑风格，广为使用汉语，大多数商业和官方信息使用汉字。许多观察人士估计，拉萨一半以上人口为汉族，但在西藏自治区其它地方的汉族人口比例要小得多。在农村地区，汉族人数微乎其微。中国官员称，在西藏正式注册人口中，藏族占95%，其余5%是汉族和其它民族。官员指出，这些数字不包括大量的"临时"汉族居民，其中有军队和武警部队及其家属，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西藏生活多年。
有报导说，在西藏自治区许多地区的藏族儿童中广泛存在营养不良，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因此有高比例儿童发育迟缓。据认为，缺乏营养引起的疾病，如甲状腺肿大(因缺碘所致)、夜盲(因缺乏维生素A所致)和佝偻病等在一些地区的孩子中较为常见。有些地区建立了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出资兴办的项目，以解决这些问题。
据政府的官方数据，西藏自治区42%的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一些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达90%。根据官方数据，大约83%的适龄儿童入学念书，但是大多数学生从村办学校毕业后就结束了正规教育。中国官员过去几年在教育中减少使用藏语，并于1997年宣布从一年级开始对藏族儿童教授汉语。政府称，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使藏族儿童在与汉族儿童竞争中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从长远来说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乡村小学使用藏语课程安排，但是这些学校通常只有两、三个年级。
据地方教育官员说，藏语是60%的中学，特别是边远地区中学的主要授课语言，但是也有一些教授汉语的专门课程。非政府组织说，这个数字过高，不准确。上汉语课的学生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份是汉族。地区高中的大多数学生继续用藏语上一部份课程，但是汉语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课程用汉语讲授。一些地区的学校采用藏语课程。政府继续出资供西藏初中学生到中国其它地方上学。根据政府的数字，目前有13,000名藏族学生在中国各地的100多所学校就学。掌握汉语通常为接受高等教育所必须，虽然有些民族学院允许用藏语学习某些课程。
西藏大学的成立是为地方教育系统培训藏族教师。令藏族人感到不满的是，汉族学生人数和汉族教师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藏人在录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汉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强的汉族学生因获得更高的入学分数而经常被录取。有报告说，当局要求教授，特别是被视为有可能成为异议来源的西藏大学藏语系的教授，参加政治学习，并且为防止校园内发生政治和宗教"分离主义"活动而对课程和教材实施限制。许多古代或宗教课本因政治原因而遭到禁止。
据在西藏地区工作的专家说，西藏的娼妓问题如在中国其它地方一样日益严重。拉萨有数百家公开妓院。仅拉萨一座城市受雇的商业娼妓就可能多达10,000人。许多娼妓活动发生在共产党、政府或军方所属设施。西藏的大多数妓女是来自四川的汉族妇女。但是相当数量的藏族人，主要是来自农村或游牧地区的女孩子也以卖淫为生。没有关于西藏妓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信息，但是据信感染率相对高。
2001年期间，有报导说，西藏自治区对藏族雇主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解雇在印度长大或受教育的雇员，在旅游业中尤其如此。拉萨各旅行社被迫解雇在印度和尼泊尔受过教育的藏族导游。这些导游被要求通过政府控制的西藏旅游局申请工作。申请人在得到西藏旅游局雇用之前必须通过旅游和政治考试。许多 ─ 即使不是大多数 ─ 在国外受过教育的藏族导游据报导未能通过这样的考试。旅馆和餐馆也被"鼓励"解雇在国外受过教育的藏族雇员。
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卫星频道每天用藏语播音12小时。另外，还有两个双语频道，藏语节目占全部节目的15%。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节目信号以及位于奥斯陆的藏语广播信号都同这些电台的中文广播一样受到中国当局的频率干扰。不过，西藏人至少在有些时候能够听到这些广播。自由亚洲电台说，西藏人收听外国广播，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广播会受到恐吓和罚款。
因特网自1999年4月以来已经对公众开放。2001年年底，拉萨出现了数间因特网咖啡屋。据估计，西藏使用因特网的人数为几千人。
在西藏，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伴随中央政府的补贴，正在使西藏社会某些方面日益现代化，并且改变着传统的西藏生活方式。虽然政府近些年来做出努力来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或捣毁的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某些设施和某些方面，但是对社会和政治的强制控制继续限制着藏族人的基本自由，并且有可能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传统。
(西藏附录完)